第1531章 年前(下)
第1531章年前(下
大明朝廷的岁入从绝对值来讲，这些年一直都在上涨。高拱起复回朝的当年，朝廷岁入只有308万(他年底才到京，所以这锅该归徐阶)，到了大致由高拱负责的第一年，朝廷岁入便上涨了二十余万两(首辅还是李春芳)。
又次年，即高拱正式作为首辅负责全国事务的隆庆六年，朝廷岁入直接上涨到了384万两，相较于隆庆五年直接涨了约50万两——要知道，此时京华尚未发力，岁入的上涨几乎全是高拱自身的能力体现。
嘉靖末年时的乱摊子不必多说，那是众所周知的事，导致隆庆时代的几年全在还债。徐阶去位的那年还没实现收支平衡(之前高拱去位前已经推出过一些措施)，只是欠债减轻了不少。
等到隆庆六年年末，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实现了债务基本还清(主要是补发历年欠饷)，并且出现了18万两左右的盈余，真是可喜可贺。
进入万历年间，高拱当政六年，京华也在这一时期慢慢形成。北疆开关，沿海开海，京华商社做起了边关贸易，京华私港开启了海洋贸易。两方面的贸易不再局限于某一两处“试点”。
在北疆，除了张家口等历来作为贸易关口的商关，高拱几乎全面开放了土默特、鄂尔多斯、青海土默特边境沿线适合进行贸易的关口，总数高达四十七个马市、私市。
在沿海，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，由北而南的盖州(营口)、永平(开平)、天津、莱州(京华造船厂北厂所在地)、松江(上海县)、宁波、泉州、广州都开建了私港，大量沿海走私商人开始逐步放弃走私而进入港口合法行商。
高拱去世那一年，大明的岁入已经高达五百四十万两(还有约40万两左右的收入不入账，是当时计量口径问题，由京华直接给了皇室)。
到了郭朴当政的四年，陆上贸易没有多大变化，只是在高务实去了广西之后，京华又开辟了滇藏贸易线，对岁入稍有提高。
海上贸易则进一步发展，由北而南继续开放了金州(后世大连)、胶州(后世青岛)、海州(后世连云港)、杭州、雷州、钦州这六大港口。
另外，郭朴时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时代就开始进行的清丈田亩工作，一条鞭法的推进也基本完成。整体来说，截止到郭朴主动致仕之时，朝廷岁入已经高达六百八十万两左右。
而后的张四维时代，陆、海贸易并没有再行扩大太多关口，但他把提高朝廷岁入的重心放在了内部改革之上。
其最大的两项工作成绩，一是将商税征收由北而南推进，打破了南方商帮长期不交商税的格局(或者交极少，比如江南茶税合计四两银子，噗)。
二是他为改革大明的盐务工作开了个好头，主动向高务实表达了支持盐务改革的意向。这一点尤其难得，因为蒲州张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顶级大盐商之一，几乎垄断了北方最大的海盐基地长芦盐场。
虽然因为张四维秉政时间太短，他的盐务改革具体方案还未推出便不得不回乡丁忧，但其敢于对自己动刀子的态度还是让高务实刮目相看。
不过盐务问题实在是个老大难的痼疾，高务实也不敢玩什么一刀切——看看大明朝设立了多少个都转运盐使司，就知道问题有多大。要知道，这每一个“都转运盐使”可都是从三品的高官！
自古以来都是设官容易裁官难，高务实也因此只好和皇帝联手，在特殊的军管区域——辽东地区建立一所新的盐场，打算先以商业冲击为手段，强行打乱国内盐务格局之后再进行全面改革。
至目前为止，盐务问题依旧存在，并且看起来还会继续存在至少数年时间。不过，辽南盐场虽然暂时还没能完全打乱全国盐务格局，却给皇帝带去了每年三四十万两的巨大收益，倒成了高务实获得皇帝认可的又一项业绩。
实际上，一年三四十万两的收益并不夸张。皇帝在辽南盐场与高务实实行五五分成(这里有辽东的特殊情况，即军管土地算皇帝的土地，故皇帝以盐场土地入股)，实际上等于说盐场每年利润为七十多万两。
七十多万两收益的盐场夸张吗？不夸张，因为长芦盐场仅蒲州张家的部分，平均一年就高达三百多万两——当然，哪怕是在张四维当政时期，盐场收入也有很大一份需要额外支出出去进行上下打点，这可能也是张四维站在朝廷首辅层面认为盐务必须改革的一个要因。
辽南盐场真正的收入当然不止七十万两，实际上高务实主要是一直在扩大这个盐场，但盐场工作有其特殊性。这年代没有廉价的橡胶雨靴，一般盐丁也不可能穿皮质靴子(再说也皮质在重盐卤水中也扛不住多久)，所以都是直接赤脚工作的。
赤脚泡重盐卤水对人体的危害不言而喻，所以全国的盐丁其实都很惨。这个现象对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几乎已经习惯了，但高务实毕竟是现代人，他觉得如此重度危害人体的工作不能长年累月，因此在辽南盐场推行了一项仁政：轮换制。
具体来说，就是一名盐丁只在盐场工作一年，接下来两年负责务农(开荒种植北海道水稻或玉米)，两年之后再去盐场工作一年，如此轮流。
因为这个缘故，辽南盐场的扩张就很花钱了，它实际上还兼有农场功能，所需的人手远超全国其他各地盐场(但其他盐场的制度不同，盐场主不负责具体生产安排，他们只是以盐法特权收购盐户的成盐进行贩售)。
正是由于扩张成本高，所以分成就少了。不过高务实认为这个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，理由是当北海道水稻和玉米的收成上来之后，说不定反而还有大笔获利。
在这件事上，皇帝的支持很重要，因为盐场的农场用地靠的是皇家的“面子”——奉圣意开荒不仅享受之前高务实在辽东定下的三年免征政策，开荒之后的税率也很低。
原本，如果这些农场按照皇庄计算则根本无须交税，但高务实很反感不交税这种情况，当年还劝皇帝把京师附近大量皇庄都“还”给了农民(分期付款赎回制度)，所以现在的盐场农场也按照这个来办。
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些农场成了“集体用地”，所有权归盐场所有，而盐场的股份因为是皇帝和高务实各占一半，所以盐场农场本身缴纳一半田赋——高务实本来也不需要交田赋，但他很早便“以身作则”地宣布自己的田地都会足额缴税。
高务实虽然不爱好买地，但他在高家的确是有分到田地的，而在各地买矿山的时候，由于其中有些位于几个山头之间的谷地不可能单独列出，所以也只能一并买入。
这样一来，因为他买下的矿山极多，其实现在也顺便成了大地主，只是土地零散得很，星星点点到处都是，碎得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小邦国一般。
张四维时代结束，到了申时行当政时，京华也已经是大明的产业巨无霸。此时由于南疆和大明实际上打通了贸易(京华是大明的“国内企业”，有权直接贸易，于是南疆地区在商业上实际相当于大明内地一般)，这导致双方贸易往来大增。
贸易量既然大增，关税和海关税收入便随之暴增，这也是高务实之前在实学派聚会中提到现在两项关税从当年“十来万”翻了三十倍的来历，也就是说现在陆海关税总额已经超过三百万两。
此时，全国的正常岁入已经提高到了八百三十万两左右，而今年高务实主导了户部大收权之后，各地方衙门截留的收入少了很多，以往被隐瞒的很多收入也被户部收取，导致户部收入又提高了不少，已经有望达到或接近千万之数。
而且高务实不担心地方衙门会饿死，因为在此之前好几年他就提出过地方衙门“创收”的办法。这办法说难不难，说易也不易：地方主官应该大力提倡发展商业贸易，并把征收商税作为提高收入的手段。
大明当前阶段的商税分为两个部分，一类是国家商税，一类是地方商税，但两者之间的制度还没有定好——原本高务实打算借鉴自后世红朝的“分税制”现在还在计划当中，所以目前的大明商税按照户部与地方五五分成来草草结算。
总的上来说，这个做法也很符合高务实一贯的改革思路：以利益引导为主，而不是依赖于行政施压。
行政施压固然在某些时候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，但高务实始终坚信，单方面的施压是不存在的，但凡施压就必然会导致反弹，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利益引导，并以后者为主。否则一旦行政施压结束——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，结束之后必然会出现被压一方的反攻倒算。
一年保底八百三十万两，今年甚至可能达到千万级，这样的财政实力之下，高务实依然对于这四十五万两银子的开支增长很是犹豫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伴随着收入的提高，大明朝的各项开支也同样逐年上涨。
之前多次提到的几个大项目，如宗室“买断”、皇陵建设、战备储存、巩固边关(长城加固和新修炮台、要地棱堡化等)、官员俸禄改革(取消折奉，统一发银)等等，无一不是吃钱的大户。
换做是二十年前，可以说任何一项工程都不是当时的朝廷办得下来的——君不见隆庆帝驾崩后，高拱竟然拍板让他“住”进了他爹为他爷爷修的陵寝？以高拱对隆庆的感情，尚且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权宜之计，不是因为朝廷实在没钱，还能是因为什么？
然而现在，朝廷已经强大到了能够一批大事同时办。
二十年的改革，最大的变化就是两个字：富强！
富强，富强，富了之后才能变强！
氪金，永远是硬道理。
不过实学派改革毕竟还只有二十年，氪金氪多了之后还是有后遗症的，比如各处都觉得自己需要氪金才能更强，这时候就很考验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的平衡掌握了。
如此多的大事都要办，花费自然是巨大的，要不然之前也不会逼出西北之乱。现在高务实主管财务之后虽然搞了大户部，户部的财政实力进一步强化，但他刚才已经批准了一些提高预算的项目。
更何况除了这些大项目之外，此前高务实很重视的“国家层面救灾赈灾”工作也在积极推进，偏偏现在大明的灾害也逐年增长，财政上给出的预算只好随之提高。甚至为此还不得不多准备一笔钱，用于可能出现的重大自然灾害的救灾赈灾工作。
而现在兵部要花的这四十五万两银子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在于它不是作为奖励的一次性支出，而是一项常规性的提升军饷。换句话说，今年批准以后，将来每年都要多支出这四十五万两。
这就有点狠了，高务实不能不犹豫。
但兵部给出的原因高务实是认同的，他对边军的情况比绝大多数朝臣都了解得多，甚至自己还带着边军打过几次仗，九边边军的待遇是真的很糟糕，许多军户连养家糊口都难。
尤其是之前平定西北之乱，他就觉得乱子的根源出在陕甘宁地区的军户实在太穷上头，稍微延迟一下军饷的发放就能在有心人的拾掇下整出惊涛骇浪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讲，提高边军待遇确有必要。
兵部只管兵部的事，如何弄钱他们不管，他们只管要钱，所以事情的解决还得看高务实。
高务实沉吟半晌，虽然没有说不，但梁梦龙和三位侍郎的心情已经越来越紧张了。高司徒决断问题一般都很快，拖这么久没说话，想必是其中困难真的很大，看来……多半没戏了。
然而就在梁梦龙都打算放弃的时候，高务实却突然开口了。
他终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银子暂时实在给不出，我看只能想点其他的办法……诸位以为，直接发粮是否可行？”
梁梦龙一愣，回答道：“发粮当然可行，但粮从哪来？一条鞭法推行至今，朝廷征收的粮食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各地粮仓的储备都需要用银子去民间收购，这发粮从何谈起？”
高务实轻轻摇头，道：“粮食的事我来想法子，不过需要过几天才能给你们一个准信，还请诸位谅解。”
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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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朝廷的岁入从绝对值来讲，这些年一直都在上涨。高拱起复回朝的当年，朝廷岁入只有308万(他年底才到京，所以这锅该归徐阶)，到了大致由高拱负责的第一年，朝廷岁入便上涨了二十余万两(首辅还是李春芳)。
又次年，即高拱正式作为首辅负责全国事务的隆庆六年，朝廷岁入直接上涨到了384万两，相较于隆庆五年直接涨了约50万两——要知道，此时京华尚未发力，岁入的上涨几乎全是高拱自身的能力体现。
嘉靖末年时的乱摊子不必多说，那是众所周知的事，导致隆庆时代的几年全在还债。徐阶去位的那年还没实现收支平衡(之前高拱去位前已经推出过一些措施)，只是欠债减轻了不少。
等到隆庆六年年末，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实现了债务基本还清(主要是补发历年欠饷)，并且出现了18万两左右的盈余，真是可喜可贺。
进入万历年间，高拱当政六年，京华也在这一时期慢慢形成。北疆开关，沿海开海，京华商社做起了边关贸易，京华私港开启了海洋贸易。两方面的贸易不再局限于某一两处“试点”。
在北疆，除了张家口等历来作为贸易关口的商关，高拱几乎全面开放了土默特、鄂尔多斯、青海土默特边境沿线适合进行贸易的关口，总数高达四十七个马市、私市。
在沿海，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，由北而南的盖州(营口)、永平(开平)、天津、莱州(京华造船厂北厂所在地)、松江(上海县)、宁波、泉州、广州都开建了私港，大量沿海走私商人开始逐步放弃走私而进入港口合法行商。
高拱去世那一年，大明的岁入已经高达五百四十万两(还有约40万两左右的收入不入账，是当时计量口径问题，由京华直接给了皇室)。
到了郭朴当政的四年，陆上贸易没有多大变化，只是在高务实去了广西之后，京华又开辟了滇藏贸易线，对岁入稍有提高。
海上贸易则进一步发展，由北而南继续开放了金州(后世大连)、胶州(后世青岛)、海州(后世连云港)、杭州、雷州、钦州这六大港口。
另外，郭朴时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时代就开始进行的清丈田亩工作，一条鞭法的推进也基本完成。整体来说，截止到郭朴主动致仕之时，朝廷岁入已经高达六百八十万两左右。
而后的张四维时代，陆、海贸易并没有再行扩大太多关口，但他把提高朝廷岁入的重心放在了内部改革之上。
其最大的两项工作成绩，一是将商税征收由北而南推进，打破了南方商帮长期不交商税的格局(或者交极少，比如江南茶税合计四两银子，噗)。
二是他为改革大明的盐务工作开了个好头，主动向高务实表达了支持盐务改革的意向。这一点尤其难得，因为蒲州张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顶级大盐商之一，几乎垄断了北方最大的海盐基地长芦盐场。
虽然因为张四维秉政时间太短，他的盐务改革具体方案还未推出便不得不回乡丁忧，但其敢于对自己动刀子的态度还是让高务实刮目相看。
不过盐务问题实在是个老大难的痼疾，高务实也不敢玩什么一刀切——看看大明朝设立了多少个都转运盐使司，就知道问题有多大。要知道，这每一个“都转运盐使”可都是从三品的高官！
自古以来都是设官容易裁官难，高务实也因此只好和皇帝联手，在特殊的军管区域——辽东地区建立一所新的盐场，打算先以商业冲击为手段，强行打乱国内盐务格局之后再进行全面改革。
至目前为止，盐务问题依旧存在，并且看起来还会继续存在至少数年时间。不过，辽南盐场虽然暂时还没能完全打乱全国盐务格局，却给皇帝带去了每年三四十万两的巨大收益，倒成了高务实获得皇帝认可的又一项业绩。
实际上，一年三四十万两的收益并不夸张。皇帝在辽南盐场与高务实实行五五分成(这里有辽东的特殊情况，即军管土地算皇帝的土地，故皇帝以盐场土地入股)，实际上等于说盐场每年利润为七十多万两。
七十多万两收益的盐场夸张吗？不夸张，因为长芦盐场仅蒲州张家的部分，平均一年就高达三百多万两——当然，哪怕是在张四维当政时期，盐场收入也有很大一份需要额外支出出去进行上下打点，这可能也是张四维站在朝廷首辅层面认为盐务必须改革的一个要因。
辽南盐场真正的收入当然不止七十万两，实际上高务实主要是一直在扩大这个盐场，但盐场工作有其特殊性。这年代没有廉价的橡胶雨靴，一般盐丁也不可能穿皮质靴子(再说也皮质在重盐卤水中也扛不住多久)，所以都是直接赤脚工作的。
赤脚泡重盐卤水对人体的危害不言而喻，所以全国的盐丁其实都很惨。这个现象对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几乎已经习惯了，但高务实毕竟是现代人，他觉得如此重度危害人体的工作不能长年累月，因此在辽南盐场推行了一项仁政：轮换制。
具体来说，就是一名盐丁只在盐场工作一年，接下来两年负责务农(开荒种植北海道水稻或玉米)，两年之后再去盐场工作一年，如此轮流。
因为这个缘故，辽南盐场的扩张就很花钱了，它实际上还兼有农场功能，所需的人手远超全国其他各地盐场(但其他盐场的制度不同，盐场主不负责具体生产安排，他们只是以盐法特权收购盐户的成盐进行贩售)。
正是由于扩张成本高，所以分成就少了。不过高务实认为这个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，理由是当北海道水稻和玉米的收成上来之后，说不定反而还有大笔获利。
在这件事上，皇帝的支持很重要，因为盐场的农场用地靠的是皇家的“面子”——奉圣意开荒不仅享受之前高务实在辽东定下的三年免征政策，开荒之后的税率也很低。
原本，如果这些农场按照皇庄计算则根本无须交税，但高务实很反感不交税这种情况，当年还劝皇帝把京师附近大量皇庄都“还”给了农民(分期付款赎回制度)，所以现在的盐场农场也按照这个来办。
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些农场成了“集体用地”，所有权归盐场所有，而盐场的股份因为是皇帝和高务实各占一半，所以盐场农场本身缴纳一半田赋——高务实本来也不需要交田赋，但他很早便“以身作则”地宣布自己的田地都会足额缴税。
高务实虽然不爱好买地，但他在高家的确是有分到田地的，而在各地买矿山的时候，由于其中有些位于几个山头之间的谷地不可能单独列出，所以也只能一并买入。
这样一来，因为他买下的矿山极多，其实现在也顺便成了大地主，只是土地零散得很，星星点点到处都是，碎得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小邦国一般。
张四维时代结束，到了申时行当政时，京华也已经是大明的产业巨无霸。此时由于南疆和大明实际上打通了贸易(京华是大明的“国内企业”，有权直接贸易，于是南疆地区在商业上实际相当于大明内地一般)，这导致双方贸易往来大增。
贸易量既然大增，关税和海关税收入便随之暴增，这也是高务实之前在实学派聚会中提到现在两项关税从当年“十来万”翻了三十倍的来历，也就是说现在陆海关税总额已经超过三百万两。
此时，全国的正常岁入已经提高到了八百三十万两左右，而今年高务实主导了户部大收权之后，各地方衙门截留的收入少了很多，以往被隐瞒的很多收入也被户部收取，导致户部收入又提高了不少，已经有望达到或接近千万之数。
而且高务实不担心地方衙门会饿死，因为在此之前好几年他就提出过地方衙门“创收”的办法。这办法说难不难，说易也不易：地方主官应该大力提倡发展商业贸易，并把征收商税作为提高收入的手段。
大明当前阶段的商税分为两个部分，一类是国家商税，一类是地方商税，但两者之间的制度还没有定好——原本高务实打算借鉴自后世红朝的“分税制”现在还在计划当中，所以目前的大明商税按照户部与地方五五分成来草草结算。
总的上来说，这个做法也很符合高务实一贯的改革思路：以利益引导为主，而不是依赖于行政施压。
行政施压固然在某些时候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，但高务实始终坚信，单方面的施压是不存在的，但凡施压就必然会导致反弹，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利益引导，并以后者为主。否则一旦行政施压结束——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，结束之后必然会出现被压一方的反攻倒算。
一年保底八百三十万两，今年甚至可能达到千万级，这样的财政实力之下，高务实依然对于这四十五万两银子的开支增长很是犹豫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伴随着收入的提高，大明朝的各项开支也同样逐年上涨。
之前多次提到的几个大项目，如宗室“买断”、皇陵建设、战备储存、巩固边关(长城加固和新修炮台、要地棱堡化等)、官员俸禄改革(取消折奉，统一发银)等等，无一不是吃钱的大户。
换做是二十年前，可以说任何一项工程都不是当时的朝廷办得下来的——君不见隆庆帝驾崩后，高拱竟然拍板让他“住”进了他爹为他爷爷修的陵寝？以高拱对隆庆的感情，尚且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权宜之计，不是因为朝廷实在没钱，还能是因为什么？
然而现在，朝廷已经强大到了能够一批大事同时办。
二十年的改革，最大的变化就是两个字：富强！
富强，富强，富了之后才能变强！
氪金，永远是硬道理。
不过实学派改革毕竟还只有二十年，氪金氪多了之后还是有后遗症的，比如各处都觉得自己需要氪金才能更强，这时候就很考验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的平衡掌握了。
如此多的大事都要办，花费自然是巨大的，要不然之前也不会逼出西北之乱。现在高务实主管财务之后虽然搞了大户部，户部的财政实力进一步强化，但他刚才已经批准了一些提高预算的项目。
更何况除了这些大项目之外，此前高务实很重视的“国家层面救灾赈灾”工作也在积极推进，偏偏现在大明的灾害也逐年增长，财政上给出的预算只好随之提高。甚至为此还不得不多准备一笔钱，用于可能出现的重大自然灾害的救灾赈灾工作。
而现在兵部要花的这四十五万两银子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在于它不是作为奖励的一次性支出，而是一项常规性的提升军饷。换句话说，今年批准以后，将来每年都要多支出这四十五万两。
这就有点狠了，高务实不能不犹豫。
但兵部给出的原因高务实是认同的，他对边军的情况比绝大多数朝臣都了解得多，甚至自己还带着边军打过几次仗，九边边军的待遇是真的很糟糕，许多军户连养家糊口都难。
尤其是之前平定西北之乱，他就觉得乱子的根源出在陕甘宁地区的军户实在太穷上头，稍微延迟一下军饷的发放就能在有心人的拾掇下整出惊涛骇浪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讲，提高边军待遇确有必要。
兵部只管兵部的事，如何弄钱他们不管，他们只管要钱，所以事情的解决还得看高务实。
高务实沉吟半晌，虽然没有说不，但梁梦龙和三位侍郎的心情已经越来越紧张了。高司徒决断问题一般都很快，拖这么久没说话，想必是其中困难真的很大，看来……多半没戏了。
然而就在梁梦龙都打算放弃的时候，高务实却突然开口了。
他终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银子暂时实在给不出，我看只能想点其他的办法……诸位以为，直接发粮是否可行？”
梁梦龙一愣，回答道：“发粮当然可行，但粮从哪来？一条鞭法推行至今，朝廷征收的粮食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各地粮仓的储备都需要用银子去民间收购，这发粮从何谈起？”
高务实轻轻摇头，道：“粮食的事我来想法子，不过需要过几天才能给你们一个准信，还请诸位谅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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