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6章 安阳之行(二)_大明元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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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36章 安阳之行(二)

  其他五县当然会有应对,但没有谁自己跳出来表示对这起刺杀负责,他们是朝廷命官,又不是恐怖组织,谁都不会朝这种枪口上撞。

 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。婺源县是徽州府仅次于歙县的大县,实力位居五县之首,更是朱子的故乡。婺源知县冬月十五接文,在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,以大明的平均行政效率而言,堪称神速。

  可惜速度虽然快了,质量却实在有些拿不出手。这篇申文的论点,和此前绩溪杨教谕一样,指称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,被罚补交夏税生丝八千七百八十匹,历年输送,与其他五县无关。至于“人丁生绢”,那是南京承运库的事,更与地方无关。

  这个论点当然破绽很大,毫无新意。不过这也没办法,一共只有几天时间,婺源县令再有才,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。

  不过该县令到底也非庸手,他在申文里,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:查阅黄册。

  所谓黄册,乃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,上峰征派赋役,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。它是第一手资料,最具权威。

  婺源县的逻辑是:如果《大明会典》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,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,一定会有相应记载,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。因此只要去查黄册档案,自然就知道谁对谁错。

  按照规定,黄册会抄送数份,不仅本县、本府都有保存,还会抄送南京户部留底。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,但南京户部的留底,不可能被你某个地方的官员篡改,绝对是准确的,一查便知真伪。

  婺源县这个说法独辟蹊径,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。

  除此之外,他也效仿歙县,拉来了本县的一批名人助威。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,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压阵——这就是南榜进士竞争激烈的原因,这才区区一个徽州,就牛到这个程度,只是辖下两县,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,还全是活着的。

  三天之后,绩溪县再次加入战团,同样也是知县领衔。

  有了婺源争取时间,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。其知县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,把突破口放在了“独征生丝”之上。

  帅嘉谟此前有一个质疑,说徽州有六县,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?这根本不合理,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。他还举了很多例子,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,《会典》里就写明“征于宜兴县”;宁国府进攻木瓜,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。所以如果朝廷单独在歙县征收生丝,《会典》一定会明确写出来。

  绩溪针对这个质疑,罗列了一大堆反例:苏、常独征白米;宁、太独征牧马;绩溪独征皇木。这些在《会典》里也没专门写出来呀。又譬如松江府的绿豆,只由华亭一县征收,上海县不必去管;安府的药材,只由山阳县征收,睢、赣两县就不用交;金华府的麻地,只征武艺县,至于丝、纱二项,则从汤溪征发,其他县不必交纳。这些单征的项目,《会典》里也都没提啊。

  罗列完这一大堆,绩溪县令表示,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,实属平常,《会典》不可能面面俱到,写的那么详细。因此帅嘉谟的质疑,纯属见识太少,毫无道理。

  道理说清楚了,可惜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,找来找去发现本县没有活着的进士,只好退而求其次,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。

  婺源、绩溪一大一小两县打起头阵。其他战友也不好落后,几天后休宁、祁门两县也有了回应。

  尤其是休宁知县的回应,对帅嘉谟的威胁最大。此公准备了将近一个月,出手不凡,他抛开那些弯弯绕绕,矛头直指歙县的核心要害——数字。

 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,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。

  歙县“夏税生丝”补麦九千七百石,折生绢只有四千多匹;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“人丁丝绢”八千七百八十匹。多交的四千匹,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。

  关于这个质疑,休宁知县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:

  他发现,在乙巳更制中,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之外,还在其下辖的登瀛、明德两乡,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,加上抄没程辉祥、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。这些土地,都重新丈量造册,然后重新计算征税。

  亏欠夏麦、抛荒桑园田地、抄没田地,这三项加在一起,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一万零九百七十四斤又三两。每二十四两生丝,折绢一匹,所以总数正好是八千七百七十九匹整,与“人丁丝绢”数字相符,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。

  在洪武十年、二十四年、永乐十年、成化十八年,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。到了弘治十四年,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,从二十四两调整到了二十两,但定额八千七百七十九匹,却没有改动过。

  这还只是休宁县令的第一招,他的第二招,指向物产。

  因为帅嘉谟之前曾提出,歙县明明不产丝,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?

  休宁县令考察了一下,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、明德、仁礼、永丰、孝悌、滚绣、下乡几个乡里,本来是有桑园的,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。显然,虽然歙县现在不产生丝,但不代表以前也不产——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。

  也就是说,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,但那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问题,不能推卸给别人。

  至于说《府志》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?休宁县令认为很简单,因为歙县本就是徽州府的治所所在,《徽州府志》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,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!

  休宁县的第三招,则对准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《大明会典》。

  为什么在《大明会典》的记载里,只写“人丁丝绢”征于徽州府,没写征于歙县?休宁县的解释非常简单,就三个字——没必要。

  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,没有必要记载到县这么详细。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,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,实属荒谬。

  休宁县的回答,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。这三招下来,拳拳到肉,招招见血,就算是帅嘉谟已经到案,与他当面辩论,恐怕也会非常棘手。

  相比之下,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,申文就写得毫无意义,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。不过这也是没办法,因为祁门知县正好开缺,申文是由县丞代理回答,该县丞是个老举人出身,果然还是比不上进士老爷的水平。

  前面已经珠玉在前,黟县知县就显得轻松多了。在申文里,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,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:“歙县那么大,就算减了丝绢税,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;我们黟县现在穷得只差当掉裤衩,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,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,当场就要死了啊!”

  高务实把这些情况说给帅嘉谟一听,帅嘉谟就急了。

  他先对高务实这一路的照顾表现感谢,然后请求提前南下回徽州,跟五县好好论战一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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