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71章 京华田庄(4更破万)
清洗工作基本完成，敢于造反作乱的出头鸟，也被打烂了鸟头，是时候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。
工业和商业方面的事情，由于早已熟门熟路，早在清洗进行的同时就已经在办，各个方面配合都还不错，高务实不必过于操心，至少不必事必躬亲地每件小事都跑去了解过问。
但农业方面就不同了，这对于这一世的高务实而言，基本还是个新课题，但偏偏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——不比工商业的重要性低半点！
所以，他不能不亲自过问，甚至有时候还要找人商议。
可惜能商议的人也不多，因为他要搞的事情有点古怪，甚至就连那位在安南绝对算得上见识广博的阮秉谦听了之后，都不仅有些迟疑，仔细思忖盘算了老半天，才对他道：“恕老朽驽钝……高龙文此举，是要在安南为京华集团‘建皇庄’么？”
高务实怔了一怔：怎么是建皇庄呢？我这套农业制度，可是脱胎于我最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啊！
阮秉廉见高务实皱眉不语，以为自己说得不够明白，便接着道：“高龙文，你看，大明的皇庄，据老朽所知，乃是一田两税，既需要交国家的赋税，又需要交皇室的贡赋，所以嘉靖元年时，御史王琳与安陆州知州王槐曾奏言：‘查庄田税银亩八分，三倍民田’，而其管庄之宦官等人，更是坏事做绝……”
“阮老且稍等。”高务实打断道：“阮老，您是在担心京华没收的这些田地，在实行了我这联产承包制之后，使种田之人承受过重的赋税，以至于凄凉无依？”
“难道不会吗？”阮秉谦忧心忡忡地道：“高龙文，你这制度，首先是建立在包干、包产之上的，换句话说：不管他们种田种成什么样，都统司的税必须按时按量缴纳，京华集团收的税——哦，你这里叫抽成，也必须按时按量，这不就是交双份么？”
高务实笑道：“可是，我这里没有人把不该由他们承担的‘空田’、‘假田’以及明明被某些权贵所占之田的税收强加于他们头上。”
他用手指点了点桌上的文稿，微笑着道：“京华集团内部有财务部门，有审计部门，还有监察部门，每一亩田用在了何处，获利多少，都是有账目的。同时，每一年哪些地方多开辟了田地、哪些地方有田地废弃，这些变更也都要记录在册。
另外，关于您所说的‘管庄’问题，我也可以答复：京华集团只收税，但并这里不派人管庄，每一个您口中的‘庄’，他们将自行选举有德望之人出任庄老，负责平时的庄中各项事务。
该庄老每任暂定为三年，三年任满，由庄民在京华派出的‘选举监督队’监督下，进行无记名投票，选举新一任的庄老；并且还要对上一任庄老投‘卸任考核票’，以确定上一任庄老在其三年任期中，是否兢兢业业、行事公正。如有不尽力、不公正者，京华将会进行调查，然后酌情、依律地进行处置。”
他虽然说了依律，但这个律现在还没有出台，对于这种具体事务，他深知不能拍脑袋决定，要等这个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，各种问题暴露出来，再按照下面的反馈来召集更多人商议，而他打算只在最后进行拍板。
阮秉谦怔了一怔，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听起来，这和大明民间的实际情况相差并不大，只是多了三个不同：一是庄老有任期；二是庄老上任要先取信于庄民，而卸任要述职于庄民；三是京华参与监督庄老之考核……是这样的意思吧？”
看起来，阮秉谦把庄老看成了大明的乡绅，不过好在，他还是发现了庄老和乡绅的不同。
乡绅之所以是乡绅，靠的是他的家世、地位、财富，而庄老则不然，想成为庄老，家世、地位、财富听起来都不管用，只有让庄民们信服，才能成功。
其实这就是基层选举制度，不过高务实也只会让这种选举制度存在于基层，因为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什么信息来源，平时能打交道的其实就那么很小一个范围内的人，选个村长他们或许还可以分辨得出谁好谁坏，毕竟天天见面。
但假设，让他们选个县令，他们连候选人都未必全认识，那选个什么劲？还不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不管好坏选个同乡就是了——毕竟大伙儿都知道，哪怕是当官的人，对自己乡梓也总比对外人要好得多。
这样的话，选举就成了拼家乡的人口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所以，高务实搞出来的这个基层选举，他只会让其停留在基层——也就是村啊庄啊这个层面。
“有这三条就够了。”高务实道：“其实，只要没有权贵阶层在中间层层截留，交两份税也根本不多……现在安南都统司也是按照大明的田赋来征收了，而大明田赋极低，太祖时每亩交个两到四斗不等，现在更是降低到了一斗稍多，已经低得几近于无啦。”
斗，是一个体积单位，不同的稻米，在重量上会有出入，但大致应该都在后世的12-15斤左右，一亩地交15斤的赋税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最低点，任谁都不应该说高了。
阮秉谦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京华收多少呢？”
高务实淡淡地道：“京华一亩地收十斗。”
阮秉谦顿时大吃一惊：“怎会这么高？”
高务实笑容中露出淡淡地不屑：“苏州一带的水田，水稻亩产在六百五十斤左右，而安南水力充裕、土地肥沃，日照更甚于苏州，亩产不会低于此数——倘若低了，那说明田地照料得不好。京华收十斗，都统司收一斗，也不过十一斗，最多不过一百六十五斤，佃户能留下将近五百斤……还不够么？”
高务实的这个数据，是他当年在党校学习一篇关于袁老爷子功绩的课时，看到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闵宗殿先生发表论文《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》，此文推算出了唐、宋、明、清四个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亩产：唐朝亩产138公斤；宋朝亩产225公斤；明朝亩产333公斤；清朝亩产278公斤。
安南红河平原相比于长江中下游平原，在水稻种植上丝毫不落下风，且稻种同样是占城稻(当时中国是引进的占城稻)，亩产没有理由比大明国内要低，所以这个征收比例其实真的不算高。
阮秉谦干咳一声，强笑道：“这个……自来收税，少有如此高者……”
高务实微微摆手，淡淡地道：“那是因为，自来就摆脱不了权贵阶层从中渔利。我京华则不同，京华不派人管理田庄，而派下去征收的人，他们本身的收入又与这些田地抽成毫无关系，如此一来，田庄的佃户除了交这一亩地十一斗的稻子之外，再无其他任何负担——或者，阮老觉得有人敢打我京华田庄的主意？”
阮秉谦马上变了脸色，连连摆手：“断无此理，断无此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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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农业方面就不同了，这对于这一世的高务实而言，基本还是个新课题，但偏偏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——不比工商业的重要性低半点！
所以，他不能不亲自过问，甚至有时候还要找人商议。
可惜能商议的人也不多，因为他要搞的事情有点古怪，甚至就连那位在安南绝对算得上见识广博的阮秉谦听了之后，都不仅有些迟疑，仔细思忖盘算了老半天，才对他道：“恕老朽驽钝……高龙文此举，是要在安南为京华集团‘建皇庄’么？”
高务实怔了一怔：怎么是建皇庄呢？我这套农业制度，可是脱胎于我最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啊！
阮秉廉见高务实皱眉不语，以为自己说得不够明白，便接着道：“高龙文，你看，大明的皇庄，据老朽所知，乃是一田两税，既需要交国家的赋税，又需要交皇室的贡赋，所以嘉靖元年时，御史王琳与安陆州知州王槐曾奏言：‘查庄田税银亩八分，三倍民田’，而其管庄之宦官等人，更是坏事做绝……”
“阮老且稍等。”高务实打断道：“阮老，您是在担心京华没收的这些田地，在实行了我这联产承包制之后，使种田之人承受过重的赋税，以至于凄凉无依？”
“难道不会吗？”阮秉谦忧心忡忡地道：“高龙文，你这制度，首先是建立在包干、包产之上的，换句话说：不管他们种田种成什么样，都统司的税必须按时按量缴纳，京华集团收的税——哦，你这里叫抽成，也必须按时按量，这不就是交双份么？”
高务实笑道：“可是，我这里没有人把不该由他们承担的‘空田’、‘假田’以及明明被某些权贵所占之田的税收强加于他们头上。”
他用手指点了点桌上的文稿，微笑着道：“京华集团内部有财务部门，有审计部门，还有监察部门，每一亩田用在了何处，获利多少，都是有账目的。同时，每一年哪些地方多开辟了田地、哪些地方有田地废弃，这些变更也都要记录在册。
另外，关于您所说的‘管庄’问题，我也可以答复：京华集团只收税，但并这里不派人管庄，每一个您口中的‘庄’，他们将自行选举有德望之人出任庄老，负责平时的庄中各项事务。
该庄老每任暂定为三年，三年任满，由庄民在京华派出的‘选举监督队’监督下，进行无记名投票，选举新一任的庄老；并且还要对上一任庄老投‘卸任考核票’，以确定上一任庄老在其三年任期中，是否兢兢业业、行事公正。如有不尽力、不公正者，京华将会进行调查，然后酌情、依律地进行处置。”
他虽然说了依律，但这个律现在还没有出台，对于这种具体事务，他深知不能拍脑袋决定，要等这个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，各种问题暴露出来，再按照下面的反馈来召集更多人商议，而他打算只在最后进行拍板。
阮秉谦怔了一怔，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听起来，这和大明民间的实际情况相差并不大，只是多了三个不同：一是庄老有任期；二是庄老上任要先取信于庄民，而卸任要述职于庄民；三是京华参与监督庄老之考核……是这样的意思吧？”
看起来，阮秉谦把庄老看成了大明的乡绅，不过好在，他还是发现了庄老和乡绅的不同。
乡绅之所以是乡绅，靠的是他的家世、地位、财富，而庄老则不然，想成为庄老，家世、地位、财富听起来都不管用，只有让庄民们信服，才能成功。
其实这就是基层选举制度，不过高务实也只会让这种选举制度存在于基层，因为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什么信息来源，平时能打交道的其实就那么很小一个范围内的人，选个村长他们或许还可以分辨得出谁好谁坏，毕竟天天见面。
但假设，让他们选个县令，他们连候选人都未必全认识，那选个什么劲？还不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不管好坏选个同乡就是了——毕竟大伙儿都知道，哪怕是当官的人，对自己乡梓也总比对外人要好得多。
这样的话，选举就成了拼家乡的人口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所以，高务实搞出来的这个基层选举，他只会让其停留在基层——也就是村啊庄啊这个层面。
“有这三条就够了。”高务实道：“其实，只要没有权贵阶层在中间层层截留，交两份税也根本不多……现在安南都统司也是按照大明的田赋来征收了，而大明田赋极低，太祖时每亩交个两到四斗不等，现在更是降低到了一斗稍多，已经低得几近于无啦。”
斗，是一个体积单位，不同的稻米，在重量上会有出入，但大致应该都在后世的12-15斤左右，一亩地交15斤的赋税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最低点，任谁都不应该说高了。
阮秉谦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京华收多少呢？”
高务实淡淡地道：“京华一亩地收十斗。”
阮秉谦顿时大吃一惊：“怎会这么高？”
高务实笑容中露出淡淡地不屑：“苏州一带的水田，水稻亩产在六百五十斤左右，而安南水力充裕、土地肥沃，日照更甚于苏州，亩产不会低于此数——倘若低了，那说明田地照料得不好。京华收十斗，都统司收一斗，也不过十一斗，最多不过一百六十五斤，佃户能留下将近五百斤……还不够么？”
高务实的这个数据，是他当年在党校学习一篇关于袁老爷子功绩的课时，看到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闵宗殿先生发表论文《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》，此文推算出了唐、宋、明、清四个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亩产：唐朝亩产138公斤；宋朝亩产225公斤；明朝亩产333公斤；清朝亩产278公斤。
安南红河平原相比于长江中下游平原，在水稻种植上丝毫不落下风，且稻种同样是占城稻(当时中国是引进的占城稻)，亩产没有理由比大明国内要低，所以这个征收比例其实真的不算高。
阮秉谦干咳一声，强笑道：“这个……自来收税，少有如此高者……”
高务实微微摆手，淡淡地道：“那是因为，自来就摆脱不了权贵阶层从中渔利。我京华则不同，京华不派人管理田庄，而派下去征收的人，他们本身的收入又与这些田地抽成毫无关系，如此一来，田庄的佃户除了交这一亩地十一斗的稻子之外，再无其他任何负担——或者，阮老觉得有人敢打我京华田庄的主意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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