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4章 铁甲逞威
《明史·本纪第二十四》：帝承神、熹之后，慨然有为。即位之初，沈机独断，刈除奸逆，天下想望治平。惜乎大势已倾，积习难挽。在廷则门户纠纷。疆埸则将骄卒惰。兵荒四告，流寇蔓延。遂至溃烂而莫可救，可谓不幸也已。然在位十有七年，不迩声色，忧劝惕励，殚心治理。临朝浩叹，慨然思得非常之材，而用匪其人，益以偾事。乃复信任宦官，布列要地，举措失当，制置乖方。祚讫运移，身罹祸变，岂非气数使然哉。迨至大命有归，妖氛尽扫，而帝得加谥建陵，典礼优厚。是则圣朝盛德，度越千古，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，为亡国之义烈矣。
《明史·流贼传》：庄烈之继统也，臣僚之党局已成，草野之物力已耗，国家之法令已坏，边疆之抢攘已甚。庄烈虽锐意更始，治核名实，而人才之贤否，议论之是非，政事之得失，军机之成败，未能灼见于中，不摇于外也。且性多疑而任察，好刚而尚气。任察则苛刻寡恩，尚气则急遽失措。当夫群盗满山，四方鼎沸，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，剿抚两端，茫无成算。内外大臣救过不给，人怀规利自全之心。言语戆直，切中事弊者，率皆摧折以去。其所任为阃帅者，事权中制，功过莫偿。败一方即戮一将，隳一城即杀一吏，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，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。加以天灾流行，饥馑洊臻，政繁赋重，外讧内叛。譬一人之身，元气羸然，疽毒并发，厥症固已甚危，而医则良否错进，剂则寒热互投，病入膏肓，而无可救，不亡何待哉？是故明之亡，亡于流贼，而其致亡之本，不在于流贼也。呜呼！庄烈非亡国之君，而当亡国之运，又乏救亡之术，徒见其焦劳瞀乱，孑立于上十有七年。而帷幄不闻良、平之谋，行间未睹李、郭之将，卒致宗社颠覆，徒以身殉，悲夫！[81]
历代评价
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，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：“先帝（崇祯）英明神武，人所共钦，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，外无神仙土木之营，临难慷慨，合国君死社稷之义。千古未有之圣主，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。”[46][82]
清初张岱：“古来亡国之君，有以酒亡者，以色亡者，以暴虐亡者，以奢侈亡者，以穷兵黩武亡者，嗟我先帝，焦虑心求治，旰食宵衣，恭俭辛勤，万几无旷，即古之中兴令主，无以过之”。[83]“先帝焦于求治，刻于理财；渴于用人，骤于行法”[84]。
明遗民屈大均：“先帝宵衣久，忧勤为万方。捐躯酬赤子，披发见高皇。风雨迷神驭，山河尽国殇。御袍留血诏，哀痛几时忘！“[85]
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：心匪不仁计则穷，减夫派饷事重重。可怜三百年夭下，断送忧勤惕励中。[62]
多尔衮：①崇祯之亡，天数已定。彼时总有良臣，也济不得事。②崇祯皇帝也是好的，只是武官虚功冒赏，文官贪赃坏法，所以把天下失了。[86]
顺治帝：谕工部曰：“‘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，身殉社稷。若不急为阐扬，恐千载之下，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。朕用（因）是特制碑文一道，以昭悯恻。尔部即遵谕勒碑，立崇祯帝陵前，以垂不朽。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，以扬盛美。’又尝登上陵，失声而泣，呼曰：‘大哥大哥，我与若皆有君无臣。’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，况其臣民乎！”[87]
康熙帝：①明季所行，多迂阔可笑。建极殿后阶石，高厚数丈，方整一块，其费不赀，采买搬运至京，不能舁入午门，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，乃命将石捆打六十御棍。崇祯尝学乘马，两人执辔，两人捧镫，两人扶秋，甫乘，辄已坠马，乃责马四十，发苦驿当差。马犹有知识，石何所知？如此举动，岂不发噱？总由生于深宫，长于阿保之手，不知人情物理故也。[88]②有明天下，皆坏于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。愍帝即位，未尝不励精图治，而所值事势，无可如何。明之亡，非愍帝之咎也。朕年少时，曾见故明耆旧甚多，知明末事最切，野史所载，俱不足信，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。[89]
崇祯帝殉国几年后，有几位朝鲜官员引用崇祯帝“荒淫亡国”及光海君为例劝谏国王李倧（仁祖），李倧表示：“崇祯皇帝因国势微弱，不能支保，实非淫虐无道之主也。设有可言之事，我国之道，礼当隐讳而已、悲怆而已，何敢形诸文字，与无母之人（指光海君）并论哉？”[90]
崇祯帝还是一个好学不倦的皇帝，博览群书，举凡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鉴纲目》《大学衍义》《贞观政要》《皇祖明训》《帝鉴图说》等典籍几乎朝夕不离手。他还命令武英殿中书，画历代明君贤臣图，写《正心诚意箴》，制成屏风，分别安放在文华殿、武英殿，以便随时激励自己。[62]
年号起名
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八月二十四日，即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十余日，朱由检在皇极殿即皇帝位，改年号为崇祯。在选择年号问题上，朱由检颇有斟酌。当时阁臣提供四个年号供他选择，一为“乾圣”，朱由检说“乾为天，圣则安敢当”；二为“兴福”，朱由检说“中兴甚好，亦不敢当”；三为“咸嘉”，朱由检认为“咸旁为戈，今方欲息干戈，勿用”，于是选择崇祯为年号。[62]
僧尼相配
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冬天清军内犯，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，请求崇祯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，编入里甲，三丁抽一，可得兵数十万。崇祯帝居然认为沈迅的建议十分有理，其言可行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给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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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·流贼传》：庄烈之继统也，臣僚之党局已成，草野之物力已耗，国家之法令已坏，边疆之抢攘已甚。庄烈虽锐意更始，治核名实，而人才之贤否，议论之是非，政事之得失，军机之成败，未能灼见于中，不摇于外也。且性多疑而任察，好刚而尚气。任察则苛刻寡恩，尚气则急遽失措。当夫群盗满山，四方鼎沸，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，剿抚两端，茫无成算。内外大臣救过不给，人怀规利自全之心。言语戆直，切中事弊者，率皆摧折以去。其所任为阃帅者，事权中制，功过莫偿。败一方即戮一将，隳一城即杀一吏，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，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。加以天灾流行，饥馑洊臻，政繁赋重，外讧内叛。譬一人之身，元气羸然，疽毒并发，厥症固已甚危，而医则良否错进，剂则寒热互投，病入膏肓，而无可救，不亡何待哉？是故明之亡，亡于流贼，而其致亡之本，不在于流贼也。呜呼！庄烈非亡国之君，而当亡国之运，又乏救亡之术，徒见其焦劳瞀乱，孑立于上十有七年。而帷幄不闻良、平之谋，行间未睹李、郭之将，卒致宗社颠覆，徒以身殉，悲夫！[81]
历代评价
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，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：“先帝（崇祯）英明神武，人所共钦，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，外无神仙土木之营，临难慷慨，合国君死社稷之义。千古未有之圣主，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。”[46][82]
清初张岱：“古来亡国之君，有以酒亡者，以色亡者，以暴虐亡者，以奢侈亡者，以穷兵黩武亡者，嗟我先帝，焦虑心求治，旰食宵衣，恭俭辛勤，万几无旷，即古之中兴令主，无以过之”。[83]“先帝焦于求治，刻于理财；渴于用人，骤于行法”[84]。
明遗民屈大均：“先帝宵衣久，忧勤为万方。捐躯酬赤子，披发见高皇。风雨迷神驭，山河尽国殇。御袍留血诏，哀痛几时忘！“[85]
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：心匪不仁计则穷，减夫派饷事重重。可怜三百年夭下，断送忧勤惕励中。[62]
多尔衮：①崇祯之亡，天数已定。彼时总有良臣，也济不得事。②崇祯皇帝也是好的，只是武官虚功冒赏，文官贪赃坏法，所以把天下失了。[86]
顺治帝：谕工部曰：“‘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，身殉社稷。若不急为阐扬，恐千载之下，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。朕用（因）是特制碑文一道，以昭悯恻。尔部即遵谕勒碑，立崇祯帝陵前，以垂不朽。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，以扬盛美。’又尝登上陵，失声而泣，呼曰：‘大哥大哥，我与若皆有君无臣。’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，况其臣民乎！”[87]
康熙帝：①明季所行，多迂阔可笑。建极殿后阶石，高厚数丈，方整一块，其费不赀，采买搬运至京，不能舁入午门，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，乃命将石捆打六十御棍。崇祯尝学乘马，两人执辔，两人捧镫，两人扶秋，甫乘，辄已坠马，乃责马四十，发苦驿当差。马犹有知识，石何所知？如此举动，岂不发噱？总由生于深宫，长于阿保之手，不知人情物理故也。[88]②有明天下，皆坏于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。愍帝即位，未尝不励精图治，而所值事势，无可如何。明之亡，非愍帝之咎也。朕年少时，曾见故明耆旧甚多，知明末事最切，野史所载，俱不足信，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。[89]
崇祯帝殉国几年后，有几位朝鲜官员引用崇祯帝“荒淫亡国”及光海君为例劝谏国王李倧（仁祖），李倧表示：“崇祯皇帝因国势微弱，不能支保，实非淫虐无道之主也。设有可言之事，我国之道，礼当隐讳而已、悲怆而已，何敢形诸文字，与无母之人（指光海君）并论哉？”[90]
崇祯帝还是一个好学不倦的皇帝，博览群书，举凡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鉴纲目》《大学衍义》《贞观政要》《皇祖明训》《帝鉴图说》等典籍几乎朝夕不离手。他还命令武英殿中书，画历代明君贤臣图，写《正心诚意箴》，制成屏风，分别安放在文华殿、武英殿，以便随时激励自己。[62]
年号起名
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八月二十四日，即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十余日，朱由检在皇极殿即皇帝位，改年号为崇祯。在选择年号问题上，朱由检颇有斟酌。当时阁臣提供四个年号供他选择，一为“乾圣”，朱由检说“乾为天，圣则安敢当”；二为“兴福”，朱由检说“中兴甚好，亦不敢当”；三为“咸嘉”，朱由检认为“咸旁为戈，今方欲息干戈，勿用”，于是选择崇祯为年号。[62]
僧尼相配
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冬天清军内犯，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，请求崇祯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，编入里甲，三丁抽一，可得兵数十万。崇祯帝居然认为沈迅的建议十分有理，其言可行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给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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